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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书 （双月专栏） 2026/01/ 总第24期/ 单月中旬出栏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2026.01.21 目录 Contents ▲ 读书与读人 ◇《人与书》2025年度总目录 ┄┄《人与书》电子专栏编 展开剩余98%◇威廉·福克纳┄┄余华著 ▲ 古籍与文献 ◇科学进步与航海图┄┄[英]彼得·惠特菲尔德 著 也卜 译 ◇清代奏折的传递┄┄唐浩明著 ▲ 科学、技术、创新 ◇ 寻找正确的非共识：中小科技公司的突围之路┄┄许英博著 ◇黄仁勋的技术之思┄┄[美]斯蒂芬·威特 著 周建工 译 ▲ 手稿与旧书刊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上）┄┄[日]中井政喜 著 ◇《人类知识原理》手稿┄┄[英]伯特兰·罗素 著 王鉴平 译 ▲ 记忆与口述 ◇图说“中国留美幼童”┄┄高宗鲁译注 ◇1982年：季羡林先生回母校┄┄庞德治著 ▲ 博物、非遗、旅游 ◇中国古代官服┄┄ 刘治娟 著 ◇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意]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 编 孙迎辉 译 ▲图书馆、藏书、藏品 ◇ 馆藏印记┄┄ 薛冰 著 ▲ 读书与读人 ◇《人与书》2025年度总目录 《人与书》电子专栏编 ▲ 读书与读人 ◇ 《人与书》2024年度目录┄┄《人与书》电子专栏（2025.01，总第18期） ◇ 《罗马法》对于财产权的确立 ┄┄ [日]板谷敏彦 著 王宇新 译（2025.01，总第18期） ◇ 论人的状况 ┄┄ [法]帕斯卡尔 著 何兆武 译（2025.01，总第18期） ◇ 精密计时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历史 ┄┄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著 刘耀辉 译（2025.02，总第19期） ◇ 《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译后记 ┄┄ 方在庆（2025.03，总第20期） ◇ 环环相扣，不可再生 ┄┄ 张曼菱 著（2025.04，总第21期） ◇ 《张謇传》引言 ┄┄ 章开沅 著（2025.05，总第22期） ◇ 我书架上的神明 ┄┄ 朱正 著（2025.05，总第22期） ◇ 迎接新时代 ┄┄ [日]冈本隆司 著 马静 译 （2025.06，总第23期） ◇ 袁世凯和他的时代 ┄┄ [日]冈本隆司 著 马静 译（2025.06，总第23期） ▲ 古籍与文献 ◇ 《四库全书》总阅官尹壮图 ┄┄ 何磊（2025.01，总第18期） ◇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再版说明 ┄┄ 罗新（2025.02，总第19期） ◇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自序 ┄┄ 丹尼斯·塞诺著 罗新译（2025.02，总第19期） ◇ 《清史地图集·序》 ┄┄ 邹逸麟（2025.03，总第20期） ◇ 爱因斯坦在上海留下的唯一墨迹 ┄┄ 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译（2025.03，总第20期） ◇ 写给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主席的信 ┄┄ 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译（2025.03，总第20期） ◇ 唐写本《说文》残卷 ┄┄ [日]内藤湖南 著 钱婉约 译（2025.04，总第21期） ◇ 古籍书影、图录工具书 ┄┄ 施廷镛 编著 李雄飞 校（2025.04，总第21期） ◇ 馆藏1945—1949年归绥市工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综述 ┄┄ 刘宏 主编（2025.05，总第22期） ◇ 《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序 ┄┄ 王思治 著（2025.05，总第22期） ◇ 古籍与文献参考《明清纪元简表》 ┄┄ 周远廉 著（2025.06，总第23期） ◇ 中国嘉德“来自波士顿美术馆中文古籍拍卖专场”的述评 ┄┄ 韦力 著（2025.06，总第23期） ▲ 科学、技术、创新 ◇ 《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推荐序 ┄┄万维钢（2025.02，总第19期） ◇ 科学史与技术史：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 ┄┄ 吴国盛（2025.02，总第19期） ◇ 阿那克西曼德的遗产 ┄┄ [意]卡洛·罗韦利 著 张卫彤 译（2025.03，总第20期） ◇ 科学与艺术 ┄┄ 赫胥黎 著 雍毅 译（2025.03，总第20期） ◇ 《科学革命与现代科学的起源》中译者序 ┄┄ 杨俊杰 著（2025.04，总第21期） ◇ 数字语言与计算以及几何学的起源 ┄┄ [美]卡尔·B．博耶 著 [美]尤塔·C．梅兹巴赫 修订 秦传安 译（2025.05，总第22期） ◇ 逻辑和数学 ┄┄ [英]W．C．丹皮尔 著 柏林 译（2025.05，总第22期） ◇ 事出必有因：摩尔定律 ┄┄ [英]约翰·D．巴罗 著 唐静 李盼 译（2025.06，总第23期） ◇ 图示科学发展的核心理论 ┄┄ 成生辉 崔维成 著（2025.06，总第23期） ▲ 手稿与旧刊 ◇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 ┄┄ 杨义 著（2025.04，总第21期） ◇ 清末民初综合刊物创刊号8种 ┄┄ 彭卫国 主编（2025.05，总第22期） ◇ 面对《戏杂志》的反思 ┄┄ 杨义 著（2025.06，总第23期） ◇ 1877年版《日知录集释》 ┄┄ 翁长松 著（2025.06，总第23期） ▲ 记忆与口述 ◇ 商会的出现 ┄┄ 王烨（2025.01，总第18期） ◇ 记忆中的乡村生活（上） ┄┄ 陈正卿（2025.01，总第18期） ◇ 丹尼斯·塞诺的学术生涯 ┄┄ 罗新（2025.02，总第19期） ◇ 记忆中的乡村生活（下） ┄┄ 陈正卿（2025.02，总第19期） ◇ “爱”之“桥”—— 深切缅怀郑贞铭先生 ┄┄ 丁士轩 （2025.03，总第20期） ◇ 清廷颁诏禁止妇女缠足 ┄┄ 《纽约时报》（2025.03，总第20期） ◇ 从一张毕业证说起 ┄┄ 柳谋 著（2025.04，总第21期） ◇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节选）┄┄ 宋恩荣 著（2025.05，总第22期） ◇ 北京地铁的开工典礼 ┄┄ 舒云 著（2025.06，总第23期） ◇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 周文业 著（2025.06，总第23期） ▲ 博物、非遗、旅游 ◇ 明代纸币┄┄[英]尼尔·麦格雷戈 著 余燕 译（2025.01，总第18期） ◇ 北京四合院的文化价值┄┄王世仁（2025.01，总第18期） ◇ 朱开沟遗址 ┄┄ 国家文物局（2025.02，总第19期） ◇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 [意]保拉·拉佩里编 著 郑昕 译（2025.03，总第20期） ◇ 个人的诞生 ┄┄ [韩]李真淑 著 高伟婷 高莹 译（2025.04，总第21期） ◇ 巴黎奥赛美术馆 ┄┄ [意]西蒙娜·巴尔多蕾娜 编著 项妤 译（2025.04，总第21期） ◇ 世界文化遗产及其原真性与完整性 ┄┄ 杜金鹏 王刃余 著（2025.05，总第22期） ◇ 巴黎卢浮宫 ┄┄ [意]亚历山德拉·弗雷格兰特 编著 娄翼俊 译（2025.05，总第22期） ◇ 四大名绣 ┄┄ 刘治娟 著 （2025.06，总第23期） ◇ 柏林画廊 ┄┄ [意]威廉·德罗·鲁索 编 肖梦娅 译（2025.06，总第23期） ▲ 图书馆时空（图书馆、藏书、藏品） ◇ 明“四夷馆”┄┄乌云高娃（2025.01，总第18期） ◇ 亚历山大图书馆（约公元前301年） ┄┄ 英国DK公司著 吕天择，陈千千译（2025.02，总第19期） ◇ 图书馆服务宣言 ┄┄ 中国图书馆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2025.03，总第20期） ◇ 梅贻琦的西书东藏 ┄┄ 刘铮 著（2025.04，总第21期） ◇ 明代的图书和出版事业 ┄┄ 刘国钧 著 郑如斯 订补（2025.05，总第22期） ◇ 清代前期的图书和出版事业 ┄┄ 刘国钧 著 郑如斯 订补（2025.06，总第23期） ▲ 蓝色的故乡 ◇ 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与高新技术园区┄┄ 编纂委员会（2025.01，总第18期） 【资料来源】《人与书》电子专栏2025年第1至第6期。 ~~~~~~~~~~ ~~~~~~~~~~ ~~~~~~~~~~ ~~~~~~~~~~ ◇威廉·福克纳 余华著 ▲ 威廉·福克纳 我手里有两册《喧哗与骚动》，一册是一九八四年出版，定价1.55元，印数87500册；另一册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定价18.4元，印数10000册。这十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就像《喧哗与骚动》的定价和印数一样，很多事物都已经面目全非。当然也有不变的，比如这两册《喧哗与骚动》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都是同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李文俊的译文。这没有变化的事实似乎暗示了我们，一个过去的时代其实并没有过去，它和我们的今天重叠起来了，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拥有着过去的人在回忆往事时增加一些甜蜜，或者勾起一些心酸，而是继续影响我们，就像它在过去岁月里所做的那样，影响着我们的理解和判断。也是同样的道理，威廉·福克纳是永存的。 这是一位奇妙的作家，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同时又隐藏不见，尤其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外表马虎，似乎叙述者对自己的工作随心所欲，就像他叼着烟斗的著名照片，一脸的满不在乎。然而在骨子里，却是一位威廉·福克纳，他在给兰登书屋的罗伯特·哈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需要精心地写，得反复修改才能写好……”这就是威廉·福克纳，他精心地写作，反复修改地写作，而他写出来的作品却像是从来就没有过修改，仿佛他一气呵成地写完了十八部长篇小说，还有一堆中短篇小说，接下去他就游手好闲地在奥克斯福，或者在孟菲斯走来走去，而且还经常打着赤脚。 就像我们见过的那些手艺高超的木工，他们干活时的神态都是一样的漫不经心，他们从不把自己的认真显示出来，只有那些学徒才会将自己的兢兢业业流露在冒汗的额头和紧张的手上。威廉·福克纳就是这样，叙述上的训练有素已经不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出神入化地成了他的血管、肌肉和目光，他的感受、想象和激情，他有足够的警觉和智慧来维持着叙述上的秩序，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叙述时犯下低级错误的作家，他不会被那些突然来到的漂亮句式，还有艳丽的词语所迷惑，他用不着眨眼睛就会明白这些句式和词语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它们的来到只会使他的叙述变得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他深知自己正在进行中的叙述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准确和力量，就像战斗中子弹要去的地方是心脏，而不是插在帽子上摇晃的羽毛饰物。 {jz:field.toptypename/}这就是威廉·福克纳的作品，像生活一样质朴，如同山上的石头和水边的草坡，还有尘土飞扬的道路和密西西比河泛滥的洪水，傍晚的餐桌和酒贩子的威士忌……他的作品如同张开着还在流汗的毛孔，或者像是沾着烟丝的嘴唇，他的作品里什么都有，美好的和丑陋的，以及既不美好也不丑陋的，就是没有香水，没有那些多余的化妆和打扮，就像他打着赤脚游手好闲的样子，就像他的《我弥留之际》里那一段精彩的结尾——“‘这是卡什、朱厄尔、瓦达曼，还有杜威·德尔。’爹说，一副小人得志、趾高气扬的样子，假牙什么的一应俱全，虽说他还不敢正眼看我们。‘来见过本德仑太太吧。’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下的精彩篇章让我们着迷，让我们感叹，同时也让我们发现这些精彩的篇章并不比生活高明，因为它们就是生活。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资料来源】余华文学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余华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25．4． ┄┄┄┄┄┄┄┄┄┄┄┄┄┄┄┄┄┄┄ ▲古籍与文献 ◇ 科学进步与航海图 彼得·惠特菲尔德 著 也卜 译 整个l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一直是人类文明之都，法国从l7世纪后期开始专门资助科学研究和各门工业技术发展；从l8世纪到19世纪，法语是欧洲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领域的通用语，跟欧洲中古时代延续下来的拉丁语具有同样的文化统治地位。虽然英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海上建立了无可置疑的霸权，但对于欧陆文化甚至美国文化的影响，都非常可怜。除了牛顿之外，当今物理学和数学各主要学科的其他基础理论，基本都是在18世纪这一百年中，由法国、比利时和德意志诸国的各大学的大学教授和喜爱科学研究的贵族及官僚们提出来的，因为法国巴黎科学院每年都举行科研和工程学征文大奖赛。航海以及船舶设计学相关诸学科的研究，就是在法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这将近一个世纪的不停资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约翰·哈里森的H4计时器，1759年。 17世纪和18世纪的航海图同这一时期的地形图一样，不仅更加详细，而且覆盖面也更广：截至l700年，人们已经可以查阅到有关孟加拉湾、西印度群岛、中国南海、新几内亚和西澳大利亚的详细航海图。但是，为了让航海图更加准确，航海图必须以准确的地球和天体几何参考系以及空间坐标为依托。通过观测天空，可以客观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最大的困难是天球（CelestiaI Sphere）（显然）一直在围绕地球运动。不过幸运的是，北极星为北半球的水手提供了一个几乎固定的点，通过观测这颗不动的恒星来计算纬度便比较容易了。但是在南半球，同样在确定经度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却没有这样固定的点可供参照，航海家们不得不借助于其他运动中的天体。他们利用预先计算好的天体位置表来解决球面的几何问题，然后把他们在天空中看到的位置转换成地图上的位置。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有一个数理化的图，使图上的位置以一种已知的、系统的方式互相关联。墨卡托提供了这样一种图，天文学能为所有航海家面临的定位难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整整耗费了两个世纪的技术实验才令这项科学以一种水手可以使用的形式被运用于航海中。 早在1612年，伽利略就提出可以用木星的卫星来确定经度，它们的轨迹与所在的相对位置可以被制成表格，从而推算出经度。处在其他经线圈的观测者能够将他们观测到的木星卫星数据与表格中的数据进行比较，然后将他们之间的时差转换成经度差，每小时的差距相当于经度上的l5°。木星卫星因此被视为一个通用时钟。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实际上，首先是要将它们的相对位置制表，然后还需在船上观测，这些因素都令这种方法在海上的应用显得相当不实际。使用月距来确定经度也有同样的缺陷。月球相比固定的恒星来说运动的速度较快，因此，月球与选定恒星之间的角距可以用作时钟，就像伽利略方法中的木星卫星一样。另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通用时钟问题的方法就是在船上携带显示世界通用时间的计时器，但这里的问题是，当时的计时器要么无法在海上使用，要么就是不够精确。在18世纪，以上两种方法都在向前发展：英国、法国和德国天文学家致力于解决月相表的问题，而钟表制造商则试图开发全新的无重锤、无单摆的计时器，以便将它推广到航海领域的使用中。 ▲ 一朵风玫瑰，1693年，皮埃尔·莫蒂埃出版。一朵奇异的风玫瑰：顶端的图例说明告诉我们，6个同心圆中显示的风向名称是以欧洲主要国家的古代和现代语言命名的，有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荷兰语，相当无礼的是，竟然没有英语！ 这两道难题在相距很短的时间里被接连攻破了。1765年，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克尔尼（Nevil Maskelyne） 【内维尔·马斯克尔尼（1732—1 811），英国第五任皇家天文学家，除了测定经纬度和地球平均密度以外，他也是第一位科学计算地球质量的科学家。】为水手发行了一套月相表，差不多同一时期，l760年，约翰·哈里森完成了他想要建立的4支计时器中的最后一支，达到了最高精度标准的要求。然而，这两种方法仍然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即使借助于表格，通过月距计算时间无疑也是费力的；而计时器又是一种十分昂贵的仪器，大多数水手根本无法拥有。然而，自18世纪60年代起，一个可以精确导航的新时代还是来临了，因为在此大约50年前，科学解决了一个一直困扰着航海家的问题——磁罗盘的偏差。从1698年到l700年，爱德蒙·哈雷在历时两年的航行中着重研究了这个问题，1701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绘制成史上第一张全球磁偏差航海图，之后也成了航海家基本的参考工具之一。1731年，现代四分仪的发明为1757年六分仪的诞生提供了可能，而六分仪的出现又使快速且准确地观测地平线上的任何天体成为可能。六分仪、天文表、磁偏差航海图和计时器组成了科学时代主流航海家的必备航海工具。这一时期也出版了第一批关于海洋测量的英文书籍，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1737—1808），苏格兰地理学家以及英国海军部的第一位水文科学家。他坚持主张在南太平洋还有一个未开发的大陆，并为此制作了数千张航海图，他的理论促使许多探险队寻找这片神话般的土地。】和默多克·麦肯齐（Murdoch Mackenzie）【默多克·麦肯齐（1712—1797），苏格兰水文地理学家和制图师。】的著作。麦肯齐因发明了一种对海岸勘测至关重要的仪器三杆定位仪（Station Pointer）而闻名于世，借助这个仪器，可以很方便地根据使用六分仪测量的船舶和两个地标之间的水平夹角，确定船只在海图上的准确位置。这个新的海洋测量与制图的时代带来了这些科学进步，而正是詹姆斯·库克开启了这个了不起时代的序幕。 ▲ 《魁北克盆地》（局部），1781年，收录在约瑟夫·德·巴瑞斯（Joseph Des Ba rres）的地图集《大西洋的海王星》(Atlantic Neptune）一书中。德·巴瑞斯是瑞士人，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加拿大度过的，一直活了l00多岁。从l8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结束，他为英国政府调查了整个北美的东海岸，他的地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也被广泛运用。 ▲ 《纽约》，1779年，约瑟夫·德·巴瑞斯作。18世纪晚期，英国海军还尚未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北美殖民地航海图，而是依赖于一些小型的法国航海图。德巴瑞斯（瑞士籍的英国测绘师）曾在加拿大和库克一起工作过，于是被选中监督新一代美洲航海图的制作，并以“大西洋的海王星”为名公之于世。书中覆盖东至新斯科舍（Nova Scotia）、南至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的全部重要水域。而不久后，英国结束了在美洲的殖民也意味着这些航海图一不小心成了送给新独立的美国海军的临别礼物。 1600年至l800年间，航海图从一个非常传统、以主体经验为基础的世界海洋和海岸地图演变成为展现地球部分表面的客观模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框架，包括将地球的球体形状以数学的方式转换在平面上的方法，以及利用天文数据建立的定位系统。在这方面，航海图的发展与地图是并驾齐驱的。但是，现代航海图已经逐渐与地图区别开来，因为在航海图上展现地球表面的具体面貌并不是航海图存在的意义。航海图所展示的基本地理位置能够让人确定方向和位置，但尽管地理测绘是必需的，它也只是一个框架，在它之上还叠加了一层又一层关系到航行命运的重要信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船舶变得越来越大，海上交通越来越频繁，水手的训练也更加专业化，这些信息不论从体量上还是复杂性上都在不断地发展。信息开始逐渐以符号或编码的形式展现，因此，工具性或技术性航海图在未来成为主流，地形图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资料来源】海上一千年：110张航海地图中的世界／（英）彼得·惠特菲尔德 著；也卜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5，书名原文：Charting the Oceans ... ... ... ... ... ... ... ... ◇清代奏折的传递 唐浩明 在清代，官员给皇帝的报告有两种。一种是报告例行公事，如财政的收入支出，军营的管理操练等等。这种报告叫做题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报往内阁，由内阁处理后再择要汇报给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陈述。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级别和职责的限制。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上奏。用今天的职务来套，即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监察纪检方面的官员，文职省长副省长、武职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都有上奏折的权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数府州及负责督粮、盐法事务的高级行政长官道员，遇有要事，也可以专折上奏。此外，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虽不在这个级别之内，也可以临时授予他单独上奏的权利。如曾氏后来带湘军出省打仗，当时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没有任何职务，但肩负的担子非一般，他向皇帝请求单独奏事的权利，皇帝同意了。 这两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话，则只有请够资格的人代为呈递了。题本、奏折分行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朝廷实行“改题为奏”，即将题本改为奏折，也即废除了题本。从那以后，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情况，便只有单一的奏折了。 各衙门对呈递奏折一事极为看重，尤其是远离京师的地方大员更是视为神圣。各省题本，均由驿站按规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它是由发折官员的侍从武弁专差护送到京，并且限定时刻到达。若是紧要公文，则用快递。当时的快递分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几个等级。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则逢站换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则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换马，说不定还要换人。 将奏折送出衙门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拜折”。拜折时得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一早，衙门警卫森严，卫兵严执刀枪站在甬道两边，僚属们则按品级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设香案，将一个尺余见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黄缎包着。一切准备就绪后，奏折的主衔官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走到庭院中，面对着大堂香案上的木箱。这时，辕门外放炮三声，随之鼓乐齐奏，主衔官员对着香火燎绕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走进大堂捧起木箱，然后庄严地交给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通过庭院甬道走出辕门。此刻辕门再放炮三声，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这个看似神圣的黄缎木箱里其实是空的，奏折并没有放在里面。要等这个仪式结束，衙门内外完全安静下来后，奏折才由人包好，从衙门后门交给折弁带走。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揣测，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热热闹闹中办的是“假的”，“真的”却是在悄没声息中进行。读者诸君不妨细细地去观察观察，便可以发现，世间许多事其实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办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到达皇帝的手里呢？原来，清廷有专门办理此事的机构，名曰奏事处。 奏事处分内外两个部分。外奏事处由御前侍卫大臣兼管，其办事官员系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中调充。内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全由太监充当。 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有一则关于内廷奏事的记载。这则记载上说，每天半夜十二点钟时，各部院派人将奏折带到东华门外。没多久，东华门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进入大内，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所带之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同交给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将奏折登录于簿。过一会儿，乾清门打开了，外奏事官捧着所收的奏折进去，将它们交给内奏事官。内奏事官将奏折全部收集后，时间不会超过凌晨两点。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搁置着一个白纱灯笼。当这个灯笼从栏杆上移到石阶上时，则表明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置意见快要下达，于是各衙门送折者聚于门外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大家静听。内奏事官叫某衙门的名，该衙门送折者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将奏折递回，一边传达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议”，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数十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的传达都不会出错。 从这则记载来看，清代皇帝处置国事的效率之高，简直惊人：一道奏折凌晨递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结果。这样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两点就得起床看奏折，这可能吗？二、如果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得完吗？不过，徐珂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他虽没亲自去过奏事处，但还是有机会听到过别人说起这类事的，故而这则记载也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瞎说。姑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资料来源】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 --------------------------- ▲ 科学、技术、创新 ◇寻找正确的非共识：中小科技公司的突围之路 许英博（中信证券首席科技产业分析师）著 英伟达是科技史上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公司，不仅因为公司在过去20年创造了市值超1000倍的涨幅，也不仅因为公司以3．6万亿美元市值成为当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更因为其是一家连续30多年与时俱进、持续引领产业趋势、仍具鲜活生命力的公司。 黄仁勋亲手缔造了GPU产品，将其打造成面向未来的下一代计算平台，并在智能计算市场上获得了绝无仅有的地位和巨大的商业成功。时至今日，英伟达仍是海外唯一一家独立的图形芯片公司，黄仁勋也是科技行业中任职时间最长的CE0。 全球资本市场持续高度关注英伟达。一方面，英伟达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市值上涨奇迹，未来公司是否仍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英伟达的成功经验能否为中小科技企业的突围带来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从而指导未来的科技股投资？ 尽管英伟达的公司文化不鼓励回顾过去，而是专注于未来，但是，如果不了解英伟达的过去，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它今天的成就。 《英伟达之道》系统性地回顾总结了英伟达的企业故事，溯源了黄仁勋的个人成长经历，剖析了其个人特质对公司文化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许多方面，英伟达和黄仁勋几乎是共生关系_—英伟达就是黄仁勋，黄仁勋就是英伟达。黄仁勋挑战了以往对高管角色的分工，一人同时担任两种角色，既精通技术，又兼具成熟的商业头脑。在技术含量极高的半导体行业，他的双重角色很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科技企业伴随科技浪潮浮沉，鲜有企业能够跨越多个科技浪潮，持续占据领先位置。是什么导致了科技企业的兴衰变化，什么才是最值得投资人重视的因素？在分析一家科技公司的时候，二级市场投资人往往关注其当期盈利和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指引是否超预期，并以此判断股价的未来走势。然而，英伟达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家科技公司的CE0是否真正具备面向未来的趋势判断力和强大的执行力，才是事情的关键。 快速变化的科技产业，给CE0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小科技公司成长为大公司的突围之路上，需要CE0们尽快找到方向——“正确的非共识”，即在大公司打盹或者犯错的时候，提前抓住那些在未来将被证明为正确的大的浪潮和趋势。英伟达把握住图形处理的机遇，将其拓展至GPU，并用于科学计算；而英特尔没有。移动时代，苹果凭借iPhone定义智能手机，拉开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帷幕；而微软没有。4G时代，字节跳动坚持投入视频赛道，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贵；而腾讯没有。 找到“正确的非共识”，只是事情的开始。高效的组织、强大的执行力是最终脱颖而出的保障。黄仁勋以其独特的方式管理公司，从零开始创建一个理想的组织。英伟达的组织形态，与美国大多数公司所谓的“最佳实践”完全相反。在英伟达，员工坚守“使命才是老板”的理念，可以专注于工作本身而非内部斗争，从而提升组织效率。英伟达的组织效率和创新速度远超竞争对手，这使得公司在残酷的市场中生存下来、蓬勃 发展。 长期坚持研发投入是英伟达在科技产业长青的关键，也是中小科技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异军突起的关键。黄仁勋说，只有持续投资研发，我们才能有一席之地。在高度技术化的芯片行业中，如果不投资研发，很快就会被淘汰，创新工程远比财务指标更加重要。与研发规模相比，在正确的方向上投入，做有效研发更重要。如果仅从研发费规模来看，英特尔的研发费规模是持续高于英伟达的，资源错配、目标不明晰、战略不连贯导致浪费和错配，英特尔研发的投资效率显然是不高的。有效研发，才能铸就最坚实的业务护城河。 针对以上三点思考，我摘录了书中有意思的几个案例。 一、“正确的非共识”从何而来 英伟达的两个关键法宝值得研究和借鉴：“五大事项”电子邮件有助于尽早发展和明确战略方向，白板讨论有助于提炼事物的本质。 1.“五大事项”电子邮件 在传统公司，高管会依赖下属提交的正式工作进展汇报。但英伟达的管理层认为，正式的工作进展汇报往往由净化过的信息组成，以致毫无用处。任何涉及争议的东西都会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向上级呈现出一幅和谐的景象。 因此，黄仁勋要求组织中每个层级的员工向他们的直属上级和高管发送电子邮件，详细说明他们正在做的“五大事项”，以及他们最近在市场上观察到的情况，包括客户痛点、竞争对手活动、技术发展和项目厌恶的潜在可能。“五大事项”电子邮件成为黄仁勋的重要反馈渠道。它们使他能够提前发现市场中的变化。黄仁勋说，我在寻找微弱的信号，强信号很容易被捕捉到，但我希望在它们还是微弱信号的时候就能发现、拦截。那些后来被证明为非常重要或者有用的事情，最初往往是以弱信号的形式存在。 黄仁勋每天会阅读约100封“五大事项”电子邮件，快速了解公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五大事项”电子邮件成为新市场机遇的洞察来源。当黄仁勋对一个新市场感兴趣时，这些电子邮件几乎实时地塑造了他的战略思维。 2.白板交流，面向未来 PPT演示可以通过漂亮的格式和误导性的文字隐藏不完整的思路，呈现静态信息，不利于协作或深入的讨论。在白板上，当有人没想清楚，或者基于错误假设进行推理时，问题无处可藏。白板使人们既严谨又透明。它要求人们每次站到白板前都从零开始，因此人们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想法。 黄仁勋要求经理们用白板讲述他们的业务情况，解释他们的工作和业务的基本假设。这些讨论，并不是业务回顾，而是面向未来的。白板会议可以帮助高管提炼出事物的本质。他们都从一个空白的白板开始，他们必须忘记过去，专注于现在的重要事项。而且当他们完成展示后，无论想法有多么精彩，都必须把想法擦掉，然后重新开始。 二、扁平化组织 英伟达偏向于更扁平化的组织架构。黄仁勋认为，传统企业的金字塔式架构，与卓越背道而驰。许多大型公司被划分为多个业务单元，由互相竞争的高管进行管理。这些单元被锁定在长期的战略计划中，为了资源而相互斗争，导致多数组织行动缓慢，助长短期思维和内部的信息囤积。相反，高度扁平化组织，可以使员工更加独立地行动，也有助于淘汰不习惯独立思考的低绩效人员。 黄仁勋创建了一家他可以直接管理的公司。扁平化的架构、与公司大部分员工直接沟通，是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况的最好方法。业务的每个部分都协调一致，促进了透明和知识共享文化的形成。在2010年代，黄仁勋的高管团队中有40人向他汇报，这一数字后来增加到60人。在英伟达，经理们被灌输的理念是，不要有领地意识，也不要觉得他们“拥有”自己的员工，而是要习惯于员工在任务组之间的流动。这种做法避免了大型公司的内部摩擦。经理们不会觉得因为拥有大团队而获得权力。在英伟达，需要通过完成惊人的工作来获得权力。 黄仁勋发现，这些变革使英伟达变得更加快速、高效，形成决策也更快。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对高管团队说的话，员工无论级别如何，都有权参与决策。争论是基于信息、数据的质量和价值，而不是基于领导者的权威。扁平化的架构使黄仁勋可以把宝贵的时间用于解释其决策背后的理由，而不是用来裁决内部的各种争斗。扁平化不仅使每个人都专注于使命，也是培养基层员工的机会，向他们展示高级别的领导者应该如何思考问题。 英伟达成为一家成熟的公司，并不只是因为其收入规模、内部结构，以及员工的群体智慧。当黄仁勋学会如何持续地让组织远离内部政治导致的功能性障碍和混乱时，它就变得成熟了。通过诸如直接公开反馈、“五大事项”电子邮件，以及在白板上面而不是在PPT上展示想法等机制，英伟达为员工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使他们能够在不断追求准确性和严谨性的过程中，对抗群体思维和懒惰。 三、持续进行有效研发 1.CUDA的研发构建了英伟达的护城河 黄仁勋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早期就意识到，竞争不只是看谁制造出最快的深度学习芯片，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让软硬件基础设施协同工作。这需要尽早建立整个软件生态系统。CUDA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如今，已有超过500万的CUDA开发者，市场上大约有5亿个与CUDA兼容的英伟达GPU。该平台还支持后向兼容，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确信，他们在编写软件上的任何投资，都可以在未来的芯片上发挥作用。黄仁勋的战略智慧，确保了竞争对手很难打入一个由英伟达创建且实际上基于其专有硬件和软件的市场。 但在当时，CUDA的研发耗资巨大！黄仁勋坚持在英伟达全产品线中推出CUDA，而非仅在高端芯片中推出，确保用户可以把CUDA与英伟达GPU画等号。对于一项技术来说，使用它的人越多，这项技术成为标准的速度就越快，也就更容易占领用户心智。挑战在于，CUDA不仅仅是一种软件，也是硬件的访问方式。因此，最佳方案是，CUDA必须与GPU硬件一起设计。 2006年英伟达推出G80，同时推出CUDA，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的资金。与每代芯片只隔1年相比，开发这款GPU计算芯片花费了4年，成本高达4．75亿美元，约占英伟达那4年总研发预算的1／3。这还只是一个版本兼容CUDA的GPU。 英伟达为了让所有GPU都能兼容CUDA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导致其毛利率从2008财年的45．6％下降到了2009财年的34．3％。2009到2011财年，英伟达的毛利率都没有超过40％。但是2012财年开始，公司的毛利率跃升且稳定在50％以上。 英伟达像一家科技公司那样运作，不因专注于利润率而牺牲创新，即使这可能会拖累其利润。公司坚定投资研发，在全系列芯片中推出CUDA，铸就了长期坚固的护城河。如果当年英伟达仅将CUDA的使用限制在几千美元的高端显卡上，会导致CUDA的成本几乎与定制设计ASIC的成本一样高，也就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功。任何一样新技术、新产品的普及，必然伴随其成本的显著下降。真正走入大众市场，是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特斯拉的Model 3如此，英伟达的CUDA也如此。 2.与当期利润背道而驰的长期研究小组 英伟达愿意坚持长期研发和投资，并成功地将这个过程中的努力进行商业化。以光线追踪为例，从概念提出到集成于GPU中历时10年。同样地，构建DLSS的连续迭代如帧生成历时6年。这样的长期研发需要远见卓识和定力。 光线追踪具备无可置疑的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其难度也是巨大的。光的波粒二象性，使其成为计算机图形学中最重要的视觉元素，也是最难再现的元素。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CPU可以执行更广泛和多样化的计算，因此它在光线追踪方面比GPU更有优势。英伟达研究部门在成立6个月后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GPU不仅已经强大到足以处理光线追踪计算，还能比当时的CPU更快。 英伟达研究部门被视为一个孵化器。如果某个技术成功了，会把它推出孵化器，变成一个产品。事实证明，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最终会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 英伟达的策略简单有效，使黄仁勋与其他竞争对手区分开的因素也不难被理解，但这些却难以复制，因为其对科技公司的CE0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向未来，远见卓识，持续学习，通晓广泛的技术领域，同时兼具优秀的管理才能。 黄仁勋令人敬畏。在每次会议上，他可能都是准备最充分的人。他也曾多次表示，如果对技术本身没有深入了解，他就无法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说：“我们必须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这样你才能直观地了解行业将如何变化。我们的推断能力和前瞻性非常重要，因为技术日新月异，但我们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来打造一个优秀的解决方案。”只有具备各领域的专业知识，才能决定支持哪些项目，估算这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合理分配资源以获得最佳的长期回报。 这本书展现出完整、鲜活的英伟达，立体地呈现了黄仁勋的思维和特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未来，英伟达还会持续快速地奔跑下去，引领人工智能科技浪潮。同时，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优秀中小型科技企业突围成长。期待下一个科技浪潮带来更多机遇！ 【注】本文选自《英伟达之道》（[美]金泰（Tae Kim）著；董世敏，周屠林译）的附件《赞誉和导读》。 【资料来源】英伟达之道／[美]金泰（Tae Kim）著；董世敏，周屠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1．(2025．4重印） ~~~~~~~ ~~~~~~ ~~~~~~ ◇黄仁勋的技术之思 [美]斯蒂芬·威特 著 周建工 译 对AI、AGI的极度乐观 即便是人工智能领域最乐观的展望者，也主张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审慎，例如，OpenAi的成立背景便是防范灾难的发生。而几乎只有黄仁勋坚信，人工智能只会带来益处： 当人工智能网络能够学习并掌握从字节、语言、图像到蛋白质序列等多种数据的理解时，一场变革性、开创性的能力便应运而生了。我们突然间拥有了能够理解单词内涵的计算机。得益于生成式AI，信息得以在不同模式间自由转换，比如从文本到图像、从蛋白质到文本、从文本到蛋白质，乃至从文本到化学品等。这一原本作为函数逼近器（Function Approximator，数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用于多个领域）及语言翻译器而存在的工具，如今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充分利用它？全球范围内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结合了这些不同的模型与能力，展现出无限可能。 因此，我认为真正令人惊叹的突破在于，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信息的真正意义。这意味着，作为数字生物学家，你能理解所观数据的含义，从而于万千数据中精准捕捉到关键信息；作为英伟达的芯片设计师、系统设计师，或是农业技术人员、气候科学家、能源领域的研究者，在探寻新材料的过程中，这无疑是开创性的壮举。 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概率为零。 从CPU到GPU，与人工智能携手“制造”智能 回顾历史，农业革命让我们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工业革命则让我们的钢铁产量大幅提升。进入信息技术时代，信息的数量更是爆炸式增长。而今，在这个智能时代，英伟达与人工智能正携手“制造”智能。 从编码到机器学习，从CPU到GPU，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到来。 而且，由于GPU的功能异常强大，我们现在能够开发的软件类型堪称非凡，而在这一强大基础之上，则是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这正是其出现所带来的变革，计算机科学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业？我们都在竞相利用机器学习去探索新的人工智能领域。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呢？这其实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即认知自动化和解决问题自动化。解决问题的自动化可以归结为三个核心概念：观察并感知环境，理解并推理环境，然后提出并执行计划。 我们正在创建Copilots、ChatGPT等智能工具，这些都是我们创造出的不同类型的智能“消费者”， 它们实际上就像灯泡和烤面包机一样，是消耗能量的设备。但想象一下，那些令人惊叹的、我们所有人都会使用的智能设备，它们将连接到一个新的工厂。这个：hi－曾经是交流电发电厂，但现在，新的工厂将是数字智能工厂。 从工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产业，这个产业在吸收能量并产生数字智能，而这些数字智能可以被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景。我们相信，这个数字智能产业的消耗量将是巨大的，而这个行业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就像交流电发电行业在以前也不存在一样。 坚守加速计算引擎CUDA，从芯片公司转型为AI芯片公司 英伟达的加速计算之旅始于2006年发布的CUDA和首款用于科学计算的GPU。 CUDA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原本用于视频游戏的并行计算电路重新定向给科学家使用。黄仁勋深信：在某个角落，定有某位狂热者，其理念将通过CUDA得以验证；在某处，定有某位研究生将跳过烦琐的资助申请，用微薄的生活津贴换购一个英伟达GPU，从而掀起一场技术革命；在某处，定有某个被忽视的科学领域，正静候CUDA的强力加持，以彻底颠覆旧有范式。 黄仁勋断定：神经网络将彻底变革社会，而他可以通过CUDA在必要的硬件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宣告自己将举公司之力投入这个项目的发展。英伟达迅速从一家图形芯片公司转型为AI芯片公司。 CUDA库是英伟达不断取得进步的核心所在，黄仁勋称其为“加速计算的引擎”，它赋能了从AI驱动的医疗突破到量子电路模拟的一切。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神经网络和蛋白质预测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在英伟达技术支持下实现的。 黄仁勋表示：“AI将加速科学发现，变革各行各业，并彻底改变全球每一个l00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 AI for Science：为科学家提供算力支持 黄仁勋积极开拓除游戏玩家之外的客户，为那些需要大量算力的客户，如气候科学家、放射科医生、深海石油勘探者等提供支持。 我在2018年的超算大会上曾介绍过人工智能，但当时遭遇了诸多质疑。原因在于，那时的人工智能更像是一个“黑箱”。时至今日，它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黑箱”的特性，但已比过去更加透明。比如，你我皆为“黑箱”，但现在我们可以向AI发问：“你为何提出这样的建议？”或者“请逐步阐述你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通过此类提问，AI正变得愈发透明和易于解释。因为我们可以借助问题来探究其思考过程。重要的不仅仅是获取答案，更在于答案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基于第一性原理。这在2018年是无法做到的。 AI目前尚未能从第一性原理中直接得出答案，它是通过观察数据来学习和得出结论的。因此，它并非模拟第一性原理的求解器，而是在模仿智能、模仿物理。那么，这种模仿对科学而言是否有价值呢？我认为，其价值不可估量。因为在众多科学领域，我们虽然理解第一性原理，如薛定谔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等，但面对大型系统时，我们却难以模拟和理解。因此，我们无法仅凭第一性原理进行求解，这在计算上存在局限，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可以利用AI，训练它理解这些物理原理，并借助其模拟大型系统，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系统。 如今，我们或许已拥有了计算机科学技术，使数字生物学家、气候科学家以及处理异常庞大复杂问题的科学家们能够首次真正理解物理系统。这是我的期望，希望在这一交叉领域能够实现这一愿景。 黄氏定律，AI时代的摩尔定律 黄仁勋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黄仁勋和英伟达在过去10多年间对该领域的卓越贡献。摩尔定律在业界一直备受瞩目，而近年来，“黄氏定律”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在早期的计算机行业中，英特尔提出的摩尔定律曾预言计算能力每l8个月翻倍。然而，在过去10到12年间，特别是在黄仁勋的引领下，计算能力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越了这一预测，实现了每年翻倍甚至更高速度的增长。大语言模型在过去12年里的计算需求每年都以4倍以上的速度激增。若以此速度持续10年，计算需求的增长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高达100万倍。 我们正身处一个趋势之中：神经网络的规模越大，用于训练的数据量越多，AI似乎就表现得越智能。这一经验法则与摩尔定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妨称之为“规模定律”（Scaling Law），且这一定律似乎仍在持续发挥作用。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预训练，即利用全球范围内的海量数据自动挖掘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还有后训练阶段，也就是深入钻研某一特定技能，这要求强化学习、人类反馈、AI反馈、合成数据生成以及多路径学习等多种技巧的综合运用。简而言之，后训练就是选定一个特定领域，并致力于对其进行深度钻研。 而在这之后，我们最终会迎来所谓的“思考”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测试时间计算。有些事情你一眼就能看出答案，而有些则需要我们将其拆解成多个步骤，并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逐一寻找解决方案。这可能需要我们进行多次迭代，模拟各种可能的结果，因为并非所有答案都是可预测的。因此，我们称之为思考，且思考的时间越长，答案的质量往往越高。而大量的计算资源将助力我们产出更高质量的答案。 虽然今天的答案已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佳结果，但我们仍在寻求一个临界点，即所得到的答案不再局限于我们当前所能提供的最佳水平。在这一点上，你需要判断答案是否真实可靠、是否有意义且明智。我们必须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即所得到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信赖的。我认为，这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我们仍需不断提升计算能力。正如你之前所提到的，过去10年里，我们将计算性能提升了100万倍。而英伟达的贡献在于，我们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了同样的幅度。想象一下，如果生活中有你所依赖的事物，如电力或其他任何选择，当它的成本降低了l00万倍时，你的行为习惯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计算，我们的看法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正是英伟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们利用机器去学习海量的数据，这是研究人员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而这正是机器学习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资料来源】黄仁勋：英伟达之芯／[美]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著；周健工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12． --------------------- ▲ 手稿与旧刊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上） [日]中井政喜 (一)《青年杂志》和卡内基 封面的肖像是美国的成功人士安多留·卡内基（AmdrewCarnegie，1835一l919）。 《青年杂志》（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第二卷第一号起改为《新青年》。 当初，刊物的核心是主编者陈独秀（1879—1942），其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 据鲁迅的回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君》）。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孙文为中心，推翻了满清王朝。可是，辛亥革命未能向击溃中国古老的传统价值体系的方向发展，不久，就被守旧的实力派袁世凯篡夺了领导权，中华民国创建时的理想化为泡影。除了推倒一个皇帝而外，中国人的精神与中国社会还是旧貌依然。 ▲独秀园中《新青年》杂志封面雕塑（摄于·安徽省怀宁县） 中国知识分子在把辛亥革命挫折的原因归结到孙文等没有直接掌握武力的同时，也注意到精神改革的空白。他们意识到，改革精神界根深蒂固的旧伦理、旧文学，是中国变革的重大课题。 陈独秀在第一卷第一号卷首文章《敬告青年》中呼吁青年树立六种理想（此时尚用文言）： 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世界日日进化，若不能与此并进，必无以适者生存，而反被自然淘汰，所以要“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不是洁身自好而退隐，而是应该同恶社会搏斗，排除万难，奋勇前进，即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西方先进国家，一切政治、教育、文学、技术均于现实生活有所裨益，所以应崇尚“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近代欧洲的发展，科学之功不在人权说之下，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脚踏实地地前进，所以，“要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可以说，在1915年时的旧中国，陈独秀的主张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具有进步的合理的性质。 这一期刊出《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彭德尊著），介绍了美国人卡内基的成功故事。卡内基l835年出生于苏格兰。由于父亲的失业，举家迁往美国，他从十二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通过自身的努力，他成为铁道公司职员，后又从事开采石油与制铁工业的经营，直至掌握钢铁托拉斯。卡内基通过援助图书馆、大学等把手里所掌握的巨富还给社会。在这篇传记中，卡内基被描写为一个怀有独立自尊的气概、一往无前的理想人物。 ▲ 独秀园中《敬告青年》雕塑 (二)“文学革命”的发端 引发文学革命火种的，是留学美国的胡适（1891—1962）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自称“刍议”，是对国内学者的谦逊之辞，其实，胡适经过一年多与朋友们的讨论，对自己的主张已有明晰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念。他将之归结为八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开云app登录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在文学固有的历史框架内，基于文学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对文学史作出了崭新独创的解释。在胡适看来，在中国元代，就有了白话可以成为文学语言的时机（《水浒传》、戏曲等），可是到明代就夭折了。“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就是说，胡适认为，诗与文章都应该使用20世纪活的语言，即白话。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意见，在形式方面主张使用白话，在精神方面主张重视作者自立精神的写实主义。胡适的这些主张，是在文学固有的历史框架内意义极大而又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改良方案。 陈独秀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认为，今日欧洲的繁荣，是由政治、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方面的革命振兴而达成。中国虽已经历过辛亥革命（1911），但依然一片黑暗，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的改革尚未进行。 这样，陈独秀根据辛亥革命挫折的教训，将文学改良的必要性置于中国改革的大道中重新认识，明确地指出了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的重要性。进而，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至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关于文学形式与内容的主张，较之胡适的文章缺乏具体性。但他大声疾呼文学革命，起到了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 ▲1935年重印《新青年》胡适题词（上海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 另外，胡适为了实证白话诗的可能性，着手白话诗的尝试。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胡适：《朋友》，《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后来，这些诗篇结集为《尝试集》。 ▲1935年重印《新青年》蔡元培题词 （上海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著。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 ◇《人类知识原理》手稿 [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王鉴平译 贝克莱于1710年出版了《人类知识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在此书中，贝克莱不加任何限定或不容妥协地提出他的基本公式：存在就是被感知。如果人们认真对待洛克的经验主义，那么这一公式就是洛克经验主义的最终结果。于是，只有当我们事实上确有经验的时候，而不是别的时候，才能说我们有某些感觉贝克莱的百慕大岛城镇规划方案和反思的经验。因之，我们不仅局限于如此登记在心中的经验，而且只有当我们具有经验时，我们才承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这丝毫不足为奇：当你具有经验时，而不在任何其他时候，你具有经验。说任何事物存在，只有在经验中并通过经验才有意义，因而存在和被感知是完全一码事。依此观点，说未经验到的经验或者未感知的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立场继续为主张知识现象学的当代哲学家所坚持。按此理论，没有未感觉到的感觉材料。至于抽象观念，如果可能，它们必定代表某种无法经验的实在，这与洛克经验主义相抵牾。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实在是与能够经验的事物共同扩张的。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 普遍性问题如何处理？贝克莱指出，洛克认作抽象观念的东西仅仅是一般性的名词。但是这些并不涉及任何一件事物，而是涉及一群事物中的任何一件事物。因此，“三角形”一词用以指称任何三角形，但并不涉及一种抽象观念。关于抽象观念理论的困难，事实上与我们关于苏格拉底的形式不无联系。它们莫明其妙的是完全非特殊的，由于这个原因，居住在另一个世界而非我们的世界，但人们认为有可能认识它们。 不管怎样，贝克莱不仅拒斥抽象观念，而且反对完全洛克式的关于对象和观念的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表象论。因为作为一以贯之的经验主义者，我们何以能一方面主张所有的经验都是感觉观念和反省经验，另一方面又断定观念与本身未被认知，或者甚至不可认知的对象相符合？在洛克哲学中，我们已先领略了以后康德在物自体和现象之间划出的一种区分。贝克莱没有物自体，非常正确地把它们当作与洛克经验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加以排斥，这是贝克莱唯心主义的要旨。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和谈论的都是精神内容。与知识的表象论一起，洛克坚持语词是观念的符号的观点。每一个语词与其观念相一致，反之亦然。这一错误的观点正是抽象观念理论的原因。这样，洛克必须主张，讲话中语词的发声唤起观念，以此方式，信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 贝克莱毫无困难地证明，这种对语言的说明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在聆听一个人讲话时，所理解的是他讲话的要旨，而不是一系列语词的意义——这些语词彼此割裂，然后像念珠一样串起来。人们也许补充，在任何场合关于表象论的困难又到处发生。一个人如何把名称赋予观念？这将要求一个人能够非语词地表达，一个确定的观念现存在他的心中，然后设法给它一个名称。但是，甚至这时仍不可能看到何以能陈述语词与观念相符合，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观念本身不是语词。因之，洛克关于语言的解释是严重不足的。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能给贝克莱唯心主义一个解释，从而使之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令人吃惊。致使贝克莱去考虑的一些结果，不那么令人信服。这样看来他无法回避，如果有持续的感知活动，那么必定有从事感知活动的心灵或精神。现在心灵在具有观念时，不是它自己的经验对象，所以，它的存在不在于被感知，而在于感知。但是，这一心灵的观点与贝克莱的立场不一致。因为审视这一情形之后，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设想的心灵，恰好是那种贝克莱已批判过的洛克的抽象观念。这是在抽象物中感知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一件什么东西。至于当心灵处于休息状态时有什么发生，需要具体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如果就活动的心灵来说，存在要么意味着感知，要么意味着被感知，好像利用观念那样，那么，不活动的心灵必定是一个观念，此观念存在于上帝的不断活动的心灵之中。因此，正是为了对付理论上的困难，这一哲学的上帝被引入了。上帝的功能仅仅为了保证心灵的继续存在，相应地，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称为物理客体的继续存在。这是把整个叙述带回到有点接近常识谈话的稍微自由的方法。贝克莱这部分主张最没有价值，最少哲学趣味。 此处值得强调的是，贝克莱的公式——存在就是被感知，并不说明他想的就是让实验去判定上帝所说的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需要仔细考虑如何正确地使用我们的词汇，就可看到他的公式显而易见是真的。 因此，他这里所做的一切并无形而上学的含义，而是规定如何使用某些语词的问题。只要我们决定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存在”和“被感知”，那么当然就没有怀疑的空间。但是，贝克莱认为，这不仅是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些语词的问题，而是在谨慎的谈话中，事实上我们已经以此方式使用这些语词。我们已经尽力揭示这并非完全难以置信的观点，但是，人们也许发现，这一谈话方式决不像贝克莱认为的那样适当。 ▲《人类知识原理》手稿 首要的事实是，他被引向关于心灵和上帝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一理论与其哲学的其他部分极不协调。不坚持这一点，我们也许觉得贝克莱的术语没有必要与普通常识的谈话方式相冲突，尽管这是可争辩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是人们必须放弃贝克莱术语的理由。除了这一点，在贝克莱叙述中有一个哲学弱点，这使他的许多叙述易于受到批评。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贝克莱自己曾揭示关于视觉的同类错误，贝克莱的哲学弱点越发明显。如同前述，他正确地主张一个人用他的眼睛看东西，而不是看眼睛；同样，一般而言，人们可以说一个人用他的心灵感知，在感知的过程中，并不盘旋于心灵之上，观察心灵。正如我们不观察我们的眼睛，我们也不观察我们的心灵；正如我们绝不该说我们看到了视网膜上的东西，我们也不该说我们感知到在心灵中的东西。至少这证明，“在心灵中”这一短语需要仔细地考虑，而贝克莱却忽略了此点。 ▲《人类知识原理》扉页 上述批评显示，也许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贝克莱所持的另一种术语的谈话方式；也许这基于事例的类推。就此范围而言，十分清楚，不管怎样贝克莱的公式最容易误入歧途。也许人们觉得如此对待贝克莱并不公道。然而，这或许恰恰是他本人要求批评家做的。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导言中，贝克莱指出：“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认为那些困难的绝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迄今还引起哲学家的兴趣，却阻塞了通向知识的道路，这完全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我们才开始扬起一点尘埃，马上就抱怨看不见了。” 【资料来源】西方的智慧：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全译本／[英]伯特兰·素（Bertrand Russell）著；瞿铁鹏，殷晓蓉，王鉴平，俞吾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1月一版一印；书名原文：Wisdom of the West ┄┄┄┄┄┄┄┄┄┄┄┄┄┄┄┄┄┄┄ ▲记忆与口述 ◇图说“中国留美幼童” 高宗鲁译注 【编者按】 这篇《图说“中国留美幼童”》图文均选自高宗鲁先生译注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一书。 ▲【图1】容闳（1828—l912） 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 他向清政府提出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的建议 ▲ 【图2】1872年，中国选送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启程赴美前摄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门前 ▲ 【图3】留美学生在耶鲁大学组织的“中华棒球队”。前排左起：陈钜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后排左起：蔡绍基、锺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 ▲ 【图4】1905—1909年詹天佑（右一）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时与同僚合影 ▲ 【图5】1905年9月4日，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正式开工。 图为京张铁路响水堡104号桥 ▲ 【图6】1911年，受邀来华访问的巴特拉的两个女儿在梁敦彦的家中。 当年，梁敦彦、蔡绍基、吴仰曾等都曾住在巴特拉家中 ▲ 【图7】梁敦彦（1857—1924），广东顺德人，第一批留美幼童。 历任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 会办税务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 ▲ 【图8】1904年4月30日，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开幕，清政府派代表团参会。 这是副监督黄开甲（前排右三，第一批留美幼童）会见世博会官员的照片 ▲ 【图9】留美幼童梁如浩和唐绍仪 ▲ 【图10】唐绍仪（1862—l938），广东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人。 1874年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赴美。1881年回国后历任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署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等职。 武昌起义后，代表袁世凯内阁参加南北议和。 1912年3月为北洋政府笫一任国务总理，6月辞职。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次年为军政府七总裁之一。 1919年充南方总代表，与北洋政府代表在上海议和 ▲ 【图11】一战后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梁如浩（左）、蔡廷斡（右） 及驻美公使施肇基的夫人（中）。梁如浩（1863—194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 是第三批留美幼童。蔡廷斡（1861—1935），广东香山人，为第二批留美幼童 ▲ 【图12】1890年，留美幼童的合影 ▲ 【图13】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资料来源】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高宗鲁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24.10 ◇ 1982年：季羡林先生回母校 庞德治 季羡林先生在他写的《怀念衍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七年前我回到济南开会，一中的老同学又见了面，实在是空前盛会，大家都兴奋异常。……我见到了余修、黄离等等，衍梁当然也在里面，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这一次盛会不但空前，竟也绝后了。”（见《怀旧集》54页） 最近我整理过去的杂物，发现了一组照片底片，内容是l982年9月，季老回母校济南一中参加老校友聚会。当时，季老来济南参加山东大学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我在会议间隙，去山大外宾招待所拜见了季老。就在一个月前，我曾和季老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济南一中在京校友的聚会。这次在济南见到季老，我心里特别高兴，想乘季老在济之际，再组织一次在济南的老校友聚会。季老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当即确定了地点和时间，并让我负责出面组织这一活动。我记得，当时被邀请的校友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有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的余修、山东省科协副主席许衍梁、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冯毅之、济南市房管局的黄离、在山东师范学院任教的李长吉、宫洁民、李念孔、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刘方、济南铁路局总工程师魏家祯、山东省文史馆的李士钊，还有几位校友，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 季老是1930年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济南一中的前身）毕业的。当时的校址，位于济南杆石桥外路北（今为山东省实验中学）。 ▲ 1930年，季羡林毕业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时年十九岁。 季老原在济南北园白鹤庄的山大附中就读。1929年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成立，白鹤庄的山大附中随之撤消，季老遂进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就读。整个高中阶段，季老的学习成绩非常突出，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季老自己也承认：“我的高中三年，是我生平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 1950年代，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门。 季老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就读时，曾受教于胡也频、董秋芳等恩师门下。季老的第一个国文老师是胡也频，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重点讲它的目的或使命，说白了，就是要革命。胡也频不但在课堂上讲，课外还有行动，他召集了几个学生，想组织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他在宿舍外的走廊上摆开桌子、铺上纸招收会员，引起极大轰动。他还与上海的一个出版社联系，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宣传现代文艺。季老在组织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积极分子，还参加了招收会员的工作。 参加这次聚会的许衍梁，当时与季老并不在一个班，由于两人都喜欢文艺，志趣相投，后来成了要好的朋友。胡也频准备出版刊物时，季老和许衍梁都写了文章，但这个刊物没有出版就流产了。季老与许衍梁几十年没见过面，“四人帮”垮台后，两人才又有了见面的机会。这次聚会，许衍梁与季老坐在一起，两人特别高兴……许衍梁病逝，季老写下《怀念衍梁》一文，追忆友谊及思念之情。 ▲ 1934年，季羡林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回母校山东省立高中任教时所摄。 ▲ 1982年9月，季羡林在和参加聚会的校友交谈。 胡也频在省立高级中学任教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支持。当时任学生会主席的冯仙舟，经常去胡也频家中倾听他的教诲，与胡也频交往甚密。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要下令逮捕胡也频时，冯仙舟和胡也频一起离开学校，先去青岛，后去上海。冯仙舟后来改名冯毅之，参加这次聚会时是山东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胡也频当年离开学校之后，接替他教职的是董秋芳。董秋芳笔名冬芬，北大英文系毕业，曾翻译《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先生为该书作序。董秋芳的教学风格与胡也频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也不讲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董秋芳认真讲解文艺理论，仔细批改学生的作文，他为人本分、忠厚，在课堂上从不说一句闲话。每逢作文课，董秋芳就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季羡林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因感情真挚，深得董老师的赞许。季老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这次聚会，校友们按时来到学校。我校已离休的胡禧和老师、校长季叔达、副校长孙宝钧也参加了聚会。首先由我介绍了到会校友，随后孙宝钧副校长致欢迎词，然后请季老讲话。记得季老说道：这次老校友的聚会，多亏了庞德治同志的组织和联系，希望校友们之间，今后加强联系。接着，季老回忆了他在济南读书时的生活。最后，季老希望今天的济南一中，越办越好。季老讲话之后，余修同志也讲了话，他说，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们这些老校友在这里聚会，在座的同志，在“文革”中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现在我们能活过来，就要好好地活下去。许衍梁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 ▲ 1982年9月，老校友们合影留念。 聚会中，老校友们互致问候。胡禧和老师向季老赠送了自己亲手所绘的一幅山水画。聚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与会校友合影留念。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还对季老进行了现场采访。 聚会结束前，季老在校友留言簿上写下题词：“祝母校日益发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余修、冯毅之等校友，也在留言簿上题了词。 这次聚会，距今已近三十年，照片上的老校友，多已先后故去，翻看这些老照片，不能不引发我对老校友、特别是季老的深切怀念。 【资料来源】老照片。第66辑／冯克力主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8 ┄┄┄┄┄┄┄┄┄┄┄┄┄┄┄┄┄┄┄ ▲ 博物、非遗、旅游 ◇中国古代官服 刘治娟著 中国丝绸自产生以来，主要用于制衣，被面等日用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皇帝的龙袍、各级官员的官服、演剧用的戏服和产生于民国年代的旗袍。由于丝绸的产量较少，一般只有官员、贵族家族等才能享用绫罗绸缎，一般平民则只能穿着素色的麻布粗衣，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后来在一些丝绸高产区，如江浙地区，也有富裕的平民和商人开始穿着丝绸服饰。所以，本章所说的丝绸服饰主要指的是各类官服。 传统上，中国古代服饰是政治的一部份，它既是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权位的象征，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古代政府对所有人都有规定的服色，尤其从天子、诸侯至百官，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等，都有详细的规定。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深刻内涵。 ▲ 汉殿论功图，明，刘俊。坐者为刘邦，此图显示了汉代官服的样式 商周时期的衣服，有长及足部的长袍，也有分为两截的上衣下裳。衣一般以对襟为主，也有偏衽的式样，窄袖、紧口、领子缘有宽边。裳是一种长齐小腿的裙子，腰间束带，腹前悬挂一块长方形的“黼黻”。当时没有裤子，只在小腿上缠绕裹腿。冬天要加穿各种兽皮制成的皮裘。贵族们的礼服是狐皮裘袍，特别是白狐袍。为显示礼仪，还在毛裘外面罩上丝织的锦衣，叫作“裼”。有时在裼衣上还可以再加上一层外衣，叫作正服，这是在重大礼仪中穿的礼服外衣。 西周礼仪制度确定了各个等级的不同服装式样，而且不同礼仪要穿着不同的服饰。帝王的服装花纹共分成l2种，只有在天子的服装上才会全部出现。诸侯们只能使用龙以下的纹样，士用藻纹与火纹。大夫的服装上可加上粉米纹。 秦代废除了原有的六种冕服，仅留下一种黑色的玄冕供祭祀时使用。秦始皇在位时规定官员三品以上穿绿袍、深衣，庶人白袍，多以绢制作。 西汉各级官员的官服一年到头都是黑色的长袍，官职的不同则用冠帽和绶带来加以区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服基本上沿袭汉代的式样。 隋唐时期帝王官员礼服制度有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十分完备且等级森严的体系。 隋朝改革了北周的冕服形式后将它定型，隋代末年，隋炀帝又下令用颜色来区分官员和平民的衣着，限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屠夫商人只许穿黑色衣服，士兵穿黄袍。 ▲宋高宗书孝图，宋，马和之，此图中可以看到宋代官服的样式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冕服定制。规定了群臣的礼服有10种，只在盛大的典礼中穿。在其它的日子里，皇帝百官都另外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及常服。朝服，是朝见时穿的服装，只限七品以上的官员穿用。公服又叫省服，它与朝服基本相同，但更为简便一些。常服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 唐朝官服也分颜色：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六品以下绿袍。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这种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废除，宋代的官服仍分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种。祭服维持唐代的式样，但各种等级略有降低。宋初，朝服的式样仍与唐代朝服相同，仅将进贤冠的梁数做了改变，由二梁开始，直至五梁。后，宋神宗废除了隋唐以来依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规定，改由官员职位决定服饰，共分为七等冠绶。从宋代开始，官员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饰物，叫作方心圆领。宋代的常服继承了唐代的衣式，并和唐代一样，常服靠颜色来区别品级。 元代在唐宋官服式样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它们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公服。 ▲明代官员图 明朝官员的服饰制度完备而繁缛。帝王服装上增加了团龙纹，这是明代才开始形成的礼仪制度。龙纹成了帝王的专用徽记。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唐宋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明代官员们在重大朝会的场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脚硬幞头和盘领宽袖长袍组成。袍服的颜色根据官品而定。 清代官服废除了服色制度，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品级，服饰颜色不论职位高低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用绛色；外褂在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紫光阁赐宴图，清，此图生动展示了清代官员的服饰 清朝官服突出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彻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官服面貌。这些服式的满族特色突出表现在袍褂和长裤上。满族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它与汉族袍服明显不同，上身紧窄贴身，袖子较细瘦，下身的前后左右开衩，这也是有等级限制的。皇室袍子开四衩，官员百姓的袍褂只许在前后开两衩。袍子均为圆领，右衽。皇帝的礼服袍子用明黄色，绣有龙纹。官员和命妇们穿绣有蟒纹的袍子。在袍服外面加穿外褂，也是满族服装的一大特征。外褂比袍子短，一般是对襟、圆领、袖子较宽松，袖口平齐。马褂是一种非常短小的外褂，长不及腰，袖子不过肘部。对襟马褂也经常被当作宫中礼服穿用。黄色的马褂最为尊贵。与马褂相近的还有马甲，这也是由骑射生活决定的衣服式样。马甲没有袖子，主要贴穿，用以保暖，后来逐渐成了外衣。 ▲官服图案，清代 ▲官服图案，清代 【资料来源】丝绸的历史／刘治娟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12 ~ ~ ~ ~ ~ ~ ◇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意]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 编著孙迎辉译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是一座建立于拿破仑时期的博物馆，但人们想在城市中兴建公共美术馆的想法早在巴洛克时代就已经产生。事实上，第一个提出建立公共机构，用以保存并研究博洛尼亚光荣绘画传统的倡导者是卡罗·切萨雷·玛尔维萨，这位业余画家、杰出的博洛尼亚艺术学者，于17世纪末首先提出了这一想法。 然而，直至1712年，随着博洛尼亚第一所公共艺术学校，即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的诞生，设立一个博物馆机构的具体条件才得以具备。正是普洛斯彼罗·洛伦佐·朗贝蒂尼，这位博洛尼亚大主教、未来的教皇本笃十四世，孜孜不倦地推动了这个机构的创立，因为他想要在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内部“创建一个画廊，并将博洛尼亚大小教堂中所有著名画家那最精湛华丽的祭坛画都收入画廊中，使它们免受损害”。弗朗切斯科·赞贝卡里响应了红衣主教（主教本人也向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捐赠了自己的绘画收藏）的呼吁，捐出了一些16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一部分是从古董市场上购得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一座被拆除的老教堂。几十年后，赞贝卡里家族的另一位成员——贾科莫侯爵，欲将大量的画作与雕塑作品在其死后捐赠给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然而由于继承人的强烈反对以及18世纪后期的政治动荡，这些艺术品只得在数年之后才得以归入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 ▲ 马尔坎托尼奥·弗朗切斯奇尼：秋，1716（局部）油画127×173cm购于1967年 弗朗切斯奇尼是西格纳尼古典主义最主要的继承者，他的画风细致精美，堪与法国古典主义画派媲美。他的名声当时达到顶峰，其画作的委托人往往为达官贵人，如列支敦士登亲王、奥托博尼大主教及教皇克蕾芒十一世等。 画家在其《伯爵之书》中曾明确指出，这幅画作与其他3幅作品共同构成四季系列，于1716年接受卡里尼亚诺亲王委托，并在同年完成创作。弗朗切斯奇尼是卡罗·西格纳尼虔诚的学徒，擅长描绘严谨而高雅的古典主义画风。他跟随西格纳尼学习，拥有扎实的博洛尼亚绘画基础，并沿循西格纳尼导师弗朗西斯科·阿尔巴尼的风格，继续深入至圭多·雷尼与多美尼基诺所倡导的18世纪的理想主义。弗朗切斯奇尼的风格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广受赞誉，法国、英国与德国收藏界都对其趋之若鹜。他在18世纪古典主义、罗马画派与博洛尼亚画派之间构建了某种“连接符”，形成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画面表达清晰流畅，构图安排浅显庄重，色彩运用清透明朗。弗朗切斯奇尼长寿且高产，通过他的作品，弗朗西斯科·阿尔巴尼田园牧歌式的场面在18世纪阿卡迪亚风格盛行时得以延续与再现。弗朗切斯奇尼风格化的优雅笔触有时和年轻的多纳托·克雷蒂颇为相似，并与欧洲古典主义，尤其是法国古典主义有不少共通之处：如拉海尔、厄斯塔仕·勒叙克与查尔斯·安东尼·夸佩尔。在创作四季组画之前，画家曾在热那亚接到并完成一些重要委托。四季组图系画家与妹夫弗朗西斯科·库阿伊尼合作完成，库阿伊尼是画家的得力帮手，一般负责完成自然风光背景。 自1794年起，随着启蒙主义风潮传入博洛尼亚以及拿破仑对它的侵略扩张，博洛尼亚的教堂与修道院也罹遭破坏。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从祭坛和回廊上被取下并被堆放在原圣维塔大教堂的内部，而其中最优秀的艺术品，则要从这里被运往巴黎。1805年，米兰画家安德烈·阿比亚尼来到博洛尼亚，从中拣选了50幅画作，带回了布雷拉。而剩下的画作，则被转移至原圣依纳爵修道院——这里一度曾是耶稣会士的总部。在这里，国家画廊独具雏形（并立刻向公众开放），而在国家画廊一侧，新的美术学院也随之诞生，在辉煌一时的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被镇压后，这座拿破仑时期的新美术学院便应运而生了。 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殚精竭虑，致力于将一个世纪前法国人掳掠的艺术珍品从巴黎带回博洛尼亚。地方史料中也记载了满载名画的大箱子被送抵原圣依纳爵耶稣会修道院这一历史事件：好奇而欢悦的人们将博物馆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满怀惊喜地见证了层层严密包装的大箱子被开封，拉斐尔·圣齐奥、阿尼巴尔·卡拉齐、圭多·雷尼等名家的名作得以重见天日。几乎整个19世纪，工作人员都投入到画作整理与博物馆布置的复杂工作中。直至1883年，赞贝卡里家族第二份遗产捐赠的漫长纠纷才得以平息。1885年是画廊的“奇迹之年”，在这一年，画廊最终重新开放。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收藏了13世纪至17世纪博洛尼亚绘画中的珍品，然而更为奇特的是，馆藏中最负盛名的两幅作品并非出自博洛尼亚画家之手：第一幅是乔托的《画屏》，第二幅则是拉斐尔·圣奇奥的《圣则济利亚》，这两幅作品足以证明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的吸引力。 秉持自由而好奇的精神，拥有天才而智慧的大脑，这就是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博洛尼亚收藏界的先驱。他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自然与艺术瑰宝的收藏事业，创立了博洛尼亚第一个“博物馆”，其藏品以化石、植物与动物为主。在其逝世后，这些藏品被转赠予博洛尼亚参议院。 “为了这些收藏，我散尽千金，呕心沥血……为保护珍品免遭不测……我将我的珍宝赠予博洛尼亚。希望他们能将其置于安全之处，妥善保管，以供研究……”1603年，阿尔德罗万迪在遗嘱中这样写道。这些话语也成为博洛尼亚收藏史上的里程碑，表明了自收藏活动诞生伊始，收藏便与公共利益的理念相辅相成，包含公共保存与公共认知两个层面，而这些概念，直至18世纪末才广泛地被人们接受。 除了阿尔德罗万迪的收藏外，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也汇聚了博洛尼亚其他官方藏馆的珍品，而画廊的历史也与其他名字及历史事件相关联。阿尔德罗万迪这位伟大生物学家的收藏精神，更是令后人代代相传，与其他最卓越的精神一起，成就了今日的博洛尼亚——一个拥有约40座博物馆的城市，这相当于意大利全部博物馆数量的1％（意大利国家统计局1996年的数据：意大利共有4144家博物馆，相当于欧洲约35000家博物馆的12％）。 阿尔德罗万迪的收藏精神在其他才华横溢的博洛尼亚学者中也得以发扬，如路易吉·费尔迪南多·马尔西利，作为伯爵以及意大利教皇护卫队的总指挥官，他也是学识广博的文人与收藏家。为了遏制城市“研究”的衰落，他在18世纪创立了科学与艺术学院，即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的前身。为了取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庇护与认同，该学院由此得名。 ▲ 毛罗·甘多尔菲：自画像 1785-1790，油画96×78cm藏于美术学院 毛罗·甘多尔菲是画家加埃塔诺的儿子，他性格奔放自由，桀骜耿直，热爱旅行，16岁时即离家出走，5年后才重归家门。毛罗从斯特拉斯堡步行到马赛，最后在巴黎落脚。他靠卖画像与草图为生，但如其《自传》中所述，毛罗尤其擅长“以铅笔勾勒出胭脂红、烟灰黑色色彩”，他展露出的高超技艺，与其父亲极为相似。毛罗返回意大利后跟随父亲创作，之后开始在意大利中部旅行。毛罗的版画作品比绘画作品更为丰富，他曾在博洛尼亚的许多宫殿创作湿壁画，形成早期新古典主义的欧洲风格。1801年，毛罗重返巴黎，继续深造刻版画技法。毛罗在刻版画领域逐渐声名大噪：他受邀参与巴黎博物馆绘画与版画的大型创作工程，并指导塔列朗画廊的装饰工作。 这幅《自画像》是其代表作品，完成于1785年第一次留居法国后不久。画面中的男子形象栩栩如生，才华横溢，仿佛浪漫派笔下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作为17、18世纪过渡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他热爱吉他，精通绘画。毛罗曾不知疲倦地四处旅行，于1816年到达美国。他曾为奇萨尔皮尼共和国绘制了第一面国旗，这也为意大利三色国旗奠定了基础。 1757年，博洛尼亚籍教皇本笃十四世普洛斯彼罗·朗贝蒂尼，向美术学院运送了不计其数的古石膏雕塑组成雕像长廊，并任命雕塑家埃尔科·莱利作为官方看护人。几年之后，1762年，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拥有了第一批作品，这8幅作品来源于抹大拉圣玛丽亚老教堂的遗迹，由博洛尼亚的贵族弗朗切斯科·赞贝卡里购于古董市场。这是赞贝卡里的第一份捐赠，也是博洛尼亚艺术遗产中最原始的“公共核心”部分。这些赠品后经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转赠予国家艺术画廊。1884年，赞贝卡里的第二份捐赠品到达国家艺术画廊，赞贝卡里家族也因此在博洛尼亚——一个几乎所有古老的贵族珍藏都散佚于市场的城市中，显得出类拔萃。 切萨雷·纽迪自1950年起担任国家艺术画廊馆长，他曾这样写道：“博洛尼亚有幸在整个18世纪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充分表明了文物保护与监管的重要文化意义。而这可能归功于17世纪的首位博洛尼亚艺术史学家卡罗·切萨雷·玛尔维萨牧师一些相对有效的做法。早在1749年，著名的教皇本笃十四世普洛斯彼罗·朗贝蒂尼就曾针对当时日渐腐朽的艺术品的所有权问题颁布敕令，以解决由此引发的经济与法律纠纷。这道教皇敕令，遏制了18世纪下半叶博洛尼亚大量倒卖与收购艺术品的现象，而其他周边城市，如摩德纳与帕尔玛则深受其害。拿破仑的政策改革，虽然从表面上看，好似征服者所施加的暴政与严酷法规，但实际上，这些规定也实现了新的现代国家职能，即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从本质上讲，这些文化遗产属于集体财产，应为社会大众所服务。” 众所周知，1796年至1797年间，拿破仑远征意大利，无数艺术品被带往巴黎。部分画作因而离开了博洛尼亚，而更多的战利品则在拿破仑镇压意大利后，被堆放于原圣维塔大教堂。拿破仑侵占博洛尼亚之后，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也发生变化，转为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并于1802年9月8日，与米兰美术学院同时正式成立。新的美术学院继承了原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的艺术藏品——来自科学学院的文物古迹，以及1797年至1810年间，拿破仑军队从博洛尼亚各个教堂与修道院（31座男修道院、38座女修道院、29个工匠作坊、教育机构与当铺）所掳掠的大量作品。 1803年，新国家美术学院所属的画廊藏品被转移至原圣依纳爵耶稣会修道院，该修道院由阿尔方索·托雷贾尼设计建造（位于现在的美术学院路上），而其中三间用于存放藏品的大厅，则是由里安德罗·马尔科尼专门设计的。在众多接受委托、为美术馆做出卓越设计的建筑师中，值得一提的是，安东尼奥·卡诺瓦也位列其中。正如地方志中所记载，1811年5月19日，“受委托人亲笔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卡诺瓦亦为此贡献”。卡诺瓦更为人所熟知的，则是他不懈努力，致力于将转移至法国的艺术珍品重新带回意大利的事迹。 1815年，19年前从博洛尼亚运至巴黎的大部分画作得以重返故土，其中包括拉斐尔的《圣则济利亚》（法国人将其放于油画布上，并进行了精细的修复）帕尔米贾尼诺的《圣玛格丽特》、圭尔奇诺的《阿奎塔尼亚的圣古列尔莫》、圭多·雷尼的《哀悼基督》《婴孩殉道》与多美尼基诺的《圣艾格尼丝》等。 【资料来源】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意]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编著；孙迎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9 （伟大的博物馆） ┄┄┄┄┄┄┄┄┄┄┄┄┄┄┄┄┄┄┄ ▲图书馆时空、藏书、藏品 ◇馆藏印记 薛冰著 图书馆的藏书印，最不为藏家所喜，往往被视为影响图书品相的因素。其实有些馆藏印设计机巧，精美得足供把玩；有些馆藏印的内容具有特殊意义，其价值同样不可低估。 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以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一千部，按照合同，商务印书馆以十分之一赠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这一百部书的牌记下方，或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之章”，二十八毫米见方，篆书朱文，时隔七十年，仍色泽鲜艳地见证着这一出版史上强强联合的佳话。 《中国历史教程绪论》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南北戏曲源流考》，钤有楷书朱文扁方印，印文除汉字“教育部国语师资训练班图书室”外，并于各字上标出汉语拼音。按民国年间几次推行汉语拼音，但在藏书印上加拼音的，笔者仅见此一例，教育部的这个国语师资训练班，可谓以身作则。一九四九年华北大学出版的一批参考用书，如吴玉章著《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普列汉诺夫等著《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藏该校图书馆，在一九五二年均被加盖一枚三十毫米见方的纪念章，印文分内、外两层，外圈篆书朱文，“庆祝党的卅周年纪念”，顺时针方向排列，内圈篆书白文“敬祝努力学习”六字，竖分三排右起左行。这种“印中印”，殊为少见。一九五七年七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西厢记简说》，加盖“江西省工业厅干部训练班藏书”朱文圆印，将居中的“藏书”二字，篆刻于一本打开的书上，稍作调理，便生趣味。 又如商务印书馆的常销工具书《英文典大全》，笔者所得，已是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六月的第十七版，此书原极普通，但是后衬页上农艺专校的一方藏书印，却又极不寻常。这方蓝色印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梯形框线中，自右至左横列“农艺专校”四字，下部长方形框线中，竖列八行宋体字，写的是：“全国同胞要一致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我们要用铁和血去报复国仇。九月十八日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国耻纪念日。卧薪尝胆，复仇雪耻。”这使此书成为一件珍贵的抗日纪念品。农艺专校的情况不太清楚，印象中好像苏州有过一所农艺专门学校。可贵的是，这所学校在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就特意刻制了一方纪念章，印在藏书上，希望每一位读到此书的学生，都能牢牢地记住这深重的国耻，都能以铁与血的实际行动，投入团结一致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以后，中国人民宣传抗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采取这样的方式，笔者寡闻，尚是初见。 类似意义特殊的书外文化印记，还有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粘贴在某些藏书上的一纸声明，因为这些藏书在南京沦陷期间，曾被掠入日伪中央大学，并加盖了藏书印。声明说：“本所刊物为敌伪所占时，悉遭加盖伪‘中央大学’或伪‘中央大学图书馆’戳记，特此声明作废。”堂堂正正，义正辞严，不像英雄一世的武二郎，只能披下头发来遮盖脸上被刺的金印。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英文典大全》 有些图书曾经在多家图书馆间流转，而藏书印便成为这一历程的忠实纪录。笔者所得中华书局版《赫克尔一元哲学》下册，封面及书前均有一寸见方的篆书朱文藏书印二枚，一是“李故督秀山遗赠金所购书”，一是“江苏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藏书”，前衬页贴有“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票，书页左上角又压盖“江苏大学图书馆”钢印。按李纯在一九一七年任江苏督军，一九二〇年十月死于任上，遗嘱指定捐遗产五 十万元为南开大学基金，而捐金给江苏法政专门学校则未见人提及，但此书、此印现在，可为确证；该校后易名江苏法政大学，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为第四中山大学所接收；第四中山大学在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官方决定易名江苏大学，但受到校方的抵制，仅两个月后，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而此书上竟也留下了江苏大学的痕迹。同样，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月间，国立中央大学短暂改称国立南京大学，此后即正式定名南京大学，而笔者所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读者书店初版《沿着毛泽东鲁迅指示的方向前进》，书中盖有多枚“国立南京大学图书馆”钢印；直到一年以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初版《南北方民谣选》的封面及扉页上，仍盖有“国立南京大学农业经济学系资料室”藏书印，封二更盖有“国立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专用登录章，并填写了书号和登录号。可见该校有过国立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两名混用的阶段。 《赫克尔一元哲学》 由此可见，成系列的馆藏印，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藏书专题。笔者身处南京，历年来所得南京大学及其前身各校流出旧书颇多，因而注意到该校及各系科图书馆不同时期的藏书印，渐得百余种。由这些藏书印的沿革变化，可以清晰地理出从两江师范到南京大学的沿革脉络。其中有古色古香、篆刻精雅的“金陵大学图书馆章”、“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珍藏章”，也有衙门关防式的大印。如宋体朱文“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系”方印，三十八毫米见方，而“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图书室”圆印，直径达四十八毫米。不过要论藏书印之大，这还拿不到冠军，所见一九五一年九月上海通联书店初版《征途纪实》，书中盖有多枚“苏南文教工作人员训练班班部”的大红圆印，直径竟达五十三毫米，这个“班”真是非同小可。如此之大的藏印，盖在图书上，确实是过于刺眼了。 还有更别出心裁的，一九五五年，南京市第三中学图书馆竟将宪法条文制成大块橡皮图章，盖在图书扉页上。此印长达一百毫米，宽三十四毫米，上端是五星国旗一面，下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另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这本《文学遗产增刊》的扉页，被盖成了一个大花脸，不知道算不算对公共财产的“侵犯”。 笔者想对各公立图书馆提点小小的建议，即在加盖藏书印时，能不能注意这样几点：第一，藏书印尽量设计得艺术化一些，面积小一些；第二，尽可能不盖在封面上；第三，如果一定要盖在封面上，也希望尽量选择适当的位置，最好是盖在边缘部位或空白处，尤其不要盖在主图案甚至人物的面孔上；第四，在扉页、正文上加盖印章的原则也相同。总而言之，不要只想到表现自己的占有欲，同时也想到图书还是一件艺术品；图书不仅是图书馆的财产，也是所有读者的财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理应比其他人更多一些爱书之心，更能体验书的感受和读者的感受。 《征途纪实》 《文学遗产增刊》 《女声歌曲集》 与馆藏印记相类，书店的销售印记也常常造成图书的污损，令爱书人无可奈何。“钱货两讫”的过程结束，图书即为读者所有，书店一定要盖上销售印记，已属对读者权利的侵害。有的书店将“收讫”之类的印记盖在后衬页上，还较为文明；有的书店则印色淋漓地盖在封底上，甚或理直气壮的盖在扉页以至封面上。如果说出于业务必须，加盖销售印记也不是不可以，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书店专门设计出艺术化的纪念戳，让读者感到这是一种此时此地的“购书纪念”，漏盖了还感到遗憾；这种人性化的举措，后来不知怎么就烟消云散了。笔者曾见一本一九五一年六月俄文版《女生歌曲集》，六十四开布面精装，前衬页上钤有大连国际书店特别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周年纪念”红印，主图案是光芒四射的天安门城楼，长七十毫米，高五十毫米，印章刻制相当精美，钤盖得也端庄合宜。就因为喜爱这枚纪念章，笔者花几十元买下了这本用不着的书。真希望像这样的销货印记，能够多一些，而粗糙、粗野的“钱货两讫”标记少一些。 【资料来源】版本杂谈/ 薛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 ┄┄┄┄┄┄┄┄┄┄┄┄┄┄┄┄┄┄┄ ▲下期预告 ◇都灵埃及博物馆┄┄ [意]西尔维娅·埃诺迪 编著 郑昕 译 ◇中世纪欧洲的海上贸易┄┄ [英]菲利普·德·索萨 著 施诚，张珉璐 译 发布于：北京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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